1947年12月14日，上海的江湾监狱静悄悄的。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冬夜，监狱内的房间低矮、狭窄，墙面斑驳，显得格外阴暗。每个牢房空间都极其有限实盘配资平台，除了床铺外，几乎没有地方容纳其他物品。犯人们想上厕所时，必须先打报告，获得批准才能去外面的厕所。
那天晚上，寒风呼啸，巡逻的士兵都躲在温暖的值班室里，不愿出来。突然，一声低弱的声音从监狱传来：“报告，想去上厕所。”原来是中野久勇，一个日本战犯，他朝着值班室喊道。
“去吧。” 值班的士兵不以为意，随便应了一声。中野久勇便趁机走出牢房，走到了院子里。这个院子四周被铁丝网围住，原本应在高塔上巡逻的士兵，早已因冷而偷懒不在岗。
展开剩余85%中野久勇眯起眼睛，趁着夜色，他快速溜进一间办公室，从事先准备好的工具中取出剪刀，割开了铁丝网，迅速钻了出去。像一条泥鳅般，他消失在黑暗中，悄无声息。
第二天，消息迅速传到了国民政府高层，甚至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。当他得知一个日本战犯在国军看守下，居然能如此轻松地逃脱时，勃然大怒，差点当场开枪打死监狱长中邹任之。愤怒的蒋介石命令典狱长立即从上海返回南京，并让出典狱长一职。
新任典狱长孙介君很快接管了江湾监狱，第一项任务便是无论如何也要捉拿回中野久勇。那么，为什么中野久勇的逃亡会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呢？
实际上，中野久勇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犯。抗战期间，他是上海宪兵队的队长。虽然他没有参与前线的战斗，但也因其暴虐行为，杀害了不少无辜的中国人。上海是当时相对安全的地方，他任职期间如同土皇帝，肆意抓捕“反叛分子”，将很多人折磨致死或丢入黄浦江。而这些行为，随着日本投降后，也迎来了应有的惩罚。
随着投降的日本战犯数量激增，监狱的压力急剧增加。原本关押战犯的提篮桥监狱已经不堪重负，上海的江湾监狱也因此被启用，作为临时战犯拘留所。1947年1月，江湾监狱接收了从提篮桥监狱转移过来的186名犯人，造成了监狱的运转负担超负荷。由于设施简陋，扩建工程草草了事，这也导致了后来的逃脱事件。
中野久勇就是在这时被转到江湾监狱的。监狱内部条件恶劣，空间狭窄，环境简陋，连围墙都不坚固。监狱内的犯人几乎都是极其凶残的罪犯，很多人都曾犯下极为严重的罪行。监狱的防守本应严密，但由于士兵们心态懈怠、管理松散，导致了诸多安全漏洞。
江湾监狱的士兵经常在值班时偷懒，牢门一关就躲在值班室休息，巡逻更是形同虚设。即使监狱里关押的都是恶名昭彰的罪犯，监狱的管理者却依旧松懈，疏于防范，这也让中野久勇的逃脱成为可能。
在他之前，已经有犯人成功逃脱。1947年7月22日，犯人池齐道成和沙措乌朗趁着看守不注意，偷走了监狱的钥匙成功逃脱，但他们很快因语言不通被抓回，并且被执行了枪决。监狱对此事没有深究，依然管理松懈。
中野久勇对监狱的管理漏洞有了更多了解，他便开始策划自己的逃跑。他借着上厕所的机会，成功逃脱了。逃跑后，他并没有立刻离开上海，而是选择躲在城市中，因为他知道，若是往城外逃跑，必定会被紧张的城门检查发现。于是，他便藏身于上海，伪装成普通市民。
中野久勇掌握了流利的上海话，并且很会伪装自己。他将自己卖掉的西服换成了灰布长衫，像个普通上海人一样在街头生活。但不久后，他的钱用光了，只得在桥洞下过夜。寒冷的冬天让他患上了感冒，他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两包阿司匹林。结果，在途中，他因两包药而被误认为毒品走私犯，被捕后送回上海。
经过几天的审讯，虽然阿司匹林被确认无毒，但中野久勇还是因身份问题被再次关进了看守所。经过20天的煎熬，最终他被转送回提篮桥监狱。在这里，严密的守卫和铁桶般的防守确保他无法再逃脱。
1948年4月8日，中野久勇终于被执行枪决。尽管他为自己的逃脱做了多次精心的准备，但最终还是因为一时的疏忽和命运的捉弄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这就是中野久勇从江湾监狱逃脱，最后被捕并被执行枪决的经过。他的逃亡和被捕，不仅反映了当时监狱管理的漏洞，也体现了战犯逃脱的艰难与必然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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